东南亚游戏文化探秘：游戏世界中有趣的亚文化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游戏催生了许多特色鲜明的亚文化。近日，职业作者、小说家Robert Rath在Zam的一篇文章中，分享了他游历亚洲所观察到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游戏市场的有趣的亚文化。

在北京夜市，你可以按照下面这个办法找到街机厅：走进红色灯笼摇曳的胡同，路过贩卖烤蝎子的小吃摊，穿过人群后溜进一条有小贩叫卖神像饰品和刻着毛主席徽章手表的小巷，在刺眼的霓虹灯指引下往前走。

街机厅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室内烟雾缭绕热气腾腾，一些机器被拖走时在地板留下了肮脏的痕迹。机器摆放在两侧，其中一边是传统的街机，另一边则需要购票游玩。聚集在传统街机旁的玩家里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轮流骑坐在静止的摩托车上玩竞速游戏或是玩《街头霸王》，就像老人们在公园下象棋那样。

但另一侧的景象对我们来说就很陌生了——中年男子们围坐在桌柜旁，边抽烟边撒网，玩着一款最多可以8人同时进行的竞技捕鱼游戏《Ocean King》。它既像一款游戏，又像是一台与柏青哥类似的赌博机，在北美很少见。因此，《Ocean King》所衍生的中年男人在街机厅闲逛的社会文化，是亚太地区所独有的。


当我游历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时，总是会造访当地的街机厅、游戏卖场和商店。与游戏本身相比，我觉得玩游戏的人，以及他们围绕游戏建立起来的独特社会架构更有趣。游戏亚文化与玩家所属国家和宗教文化息息相关，你可以通过了解他们怎样购买游戏和玩游戏窥得一斑。从无拘无束的香港游戏卖场到偷偷使用三星手机玩《糖果传奇》的佛教僧侣，游戏反映了玩家所属社会的文化。

三年前，当我移居香港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购买游戏。香港没有GameStop店面，也没有任何大型盒装游戏商店。你在玩具反斗城或当地电子产品连锁店能够找到的游戏很少，而且大都已经过时，或者存量不多。就连索尼商店（Sony Store）似乎也对售卖自己的游戏没兴趣，当我前不久求购《无人深空》时，一位店员说他们还没进货，并建议到我到游戏卖场看看。

在香港，游戏卖场没有竞争对手。虽然大型连锁零售企业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香港，个体市场供应商将大家伙们挤出了市场。坐落于湾仔的东方188（Oriental 188）购物中心是规模最大的游戏卖场之一，有4层都有游戏商店——店铺使用卷帘门，紧紧相邻，面积都只有卧室大小，就像是一个个微型存储间。与香港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有效地使用空间极其重要。

香港游戏售价便宜，新游戏的价格大约45美元或50美元，而不是60美元。你也许偶尔会买到盗版光碟，不过在这儿，绝大多数游戏光碟都是合法的。由于没有固定的价格管制，香港店主甚至会降低游戏的售价与盗版光碟竞争，同时为了吸引消费者而彼此竞争。

如果某个店主没有你想要的游戏，他会让你等一会儿，自己去另一家店购买游戏，再转手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你。如果一款游戏已经发售了很久，你甚至可以讨价还价。香港的零售游戏生态也不太一样，除了销售新游戏的商店之外，你还可以找到一些销售二手游戏和经典游戏的店面，它们当中有一部分更像是私人收藏而非商店。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游戏卖场和街机厅在香港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美国家长允许孩子进入街机厅，将街机厅视为现代游乐场，然而香港家长却将它们视为帮派和犯罪的天堂。东方188商场除了有游戏商店之外还有色情店，也一些香港街机厅秘密经营着赌博业务。

香港街机厅在语言和法律上跟黑道脱不了关系。在2006年的一篇游戏学术论文中，吴伟明（Benjamin Wai-ming Ng）教授指出，经常去街机厅的香港市民往往是买不起电脑的工薪阶层年轻人，因此九龙街头文化也逐渐渗透到了街机俚语中。举个例子，香港玩家经常用“爆机”来形容打通一款游戏。有趣的是在街机厅，香港玩家还经常挑战陌生人——这反映了在曾经设有很多功夫学校的香港，当地人经常相互较量的传统。

但在日本，类似的行为永远不会被接受，日本玩家往往结伴到街机厅，自己玩游戏或者与朋友对抗。事实上与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街机厅相比，日本街机厅截然不同。在日本，伪赌博机和柏青哥常被摆放在破旧的角落，游戏街机往往体积更大、类型更丰富，能够为玩家提供成本更高的模拟体验。机甲模拟吊舱在香港的街机厅也有，但由于场地面积有限，它们不能像日本街机厅那样成列摆放。男性玩家是中国街机厅的主要顾客，不过在日本，街机厅也有一些意在吸引女性的特色。


我曾造访过京都的一家街机厅，那里不但有很多售卖动漫玩具和玩偶的自动售货机，还专门安排了半层楼摆放自动拍照机，让顾客们拍照。附近有一间像Cosplay商店的租赁店，女性可以从那儿租用服装拍摄特色照片或制作音乐——那间租赁店甚至设有现场更衣室。街机厅内并非黑暗、没有窗户的房间，恰恰相反，室内的地板洁白，光线饱满而柔和，两侧则是连接地面和天花板的玻璃墙，高耸着俯瞰街道。


街机厅的建筑风格展现了日本简洁干净的设计美感，不过如果你要总结某个国家的文化，可就得谨慎些了。你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往往并不完整，某些逻辑上的跳跃会让你做出错误的结论。当我造访印度前，我对印度的印象是那是个穷国，科学技术落后，家长不允许孩子们玩电子游戏。但在我飞往印度的飞机上，印度航空公司向乘客们展示了一期评测新发售的Xbox One的科技节目。通过与印度玩家的对话，我发现他们的父母喜欢电子游戏，似乎将玩游戏视为一种让自己的孩子待在家里，远离街头帮派的方式。回家后我发现，我的问题数量远远多于答案。

某些时候，由于你没有在正确的时间造访某个国家，你也可能错过经历一次重大文化事件的机会。两年前我曾在韩国束草待了3天登山，不过在当时，我根本不会想到束草将为成为唯一一个能够玩到《Pokémon GO》的韩国城市。由于政治原因，韩国政府禁用谷歌地图——政府担心谷歌地图可能暴露他们的重要军事设施，被朝鲜用于策划袭击——不过束草地理位置靠北，人们在那儿可以玩到《Pokémon GO》。

我对束草算相当了解了，但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是通过读报才知道那款游戏在束草引发的热潮。我觉得韩国人欢迎《Pokémon GO》的方式，比1000场电竞比赛都更能反映他们看待游戏的态度。韩国各旅行社开辟了“精灵宝可梦”旅游专线，街角小店增加了手机充电站，束草市长开始将自己装扮成大木博士的样子。


事实上，《Pokémon GO》在束草引发的热潮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徒步旅行本身就是深受韩国人热爱的一种消遣方式，同时韩国人还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自拍，再加上束草以崎岖山路闻名，一款以步行为主要玩法的游戏肯定会受到人们欢迎了。

但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游戏文化，是我发现在东南亚，一些被禁止玩游戏的佛教僧侣也悄悄玩游戏。

在造访泰国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个和尚玩自拍。他们会在机场、在三轮摩托车上和泰国的每一座寺庙自拍。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些男子本应远离对自我的迷恋，可他们为什么却像卡戴珊那样，似乎随时随地都想美化自己？我觉得这很“违和”。

一位说泰语的朋友告诉我，绝大多数东南亚僧侣并非终身都是僧侣，就像半强制的服兵役，为期两年。成为僧侣可以免除债务，并获得接受教育和接触高科技的更多机会，所以就算对宗教态度漠然的人也有可能加入。那些自拍的僧侣有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或者是来自偏远农村，第一次接触网络的人。


一周后在柬埔寨，我终于有机会跟一个僧侣交谈。他还只有十几岁，和他的朋友们在某宫殿门口询问我和我的妻子从哪儿来。很显然，那孩子试图挑逗我的妻子，似乎想在几位害羞的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不过我不介意。

“你有手机吗？”我问。

“没有，我从寺院借了一台电脑。”男孩解释说他来自贫穷家庭，到寺院正是为了学习电脑等方面的知识。然后他指了指身旁的朋友。“他用手机。”

“你们玩游戏吗？用电脑或是手机？”

他们往后退了一点，然后说，和尚是不被允许玩游戏的——任何游戏都不行。这不符合规定。“包括足球（也不行）。”一个孩子感慨道。

“好吧。可你们还是会用手机玩游戏，对吗？”

他们轻声笑着摇头，似乎因为内疚而脸红。后来据我自己的研究，我发现这条禁令可以追溯到佛陀（Buddha）本人，佛陀相信游戏会浪费时间和分心。甚至有一个叫做Buddha games list的列表，列出了佛陀不会去玩的游戏。那份列表撰写于公元前5~6世纪，涉及到的游戏类型相当广泛，包括古代桌游、踢石戏（hopscotch）、掷骰子、球类游戏等等。这些禁令显然是必要的——少林寺僧侣将它们视为神圣的规则——有传闻称在中国台北等地，地下游戏已经成了一个困扰僧侣界的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最好不要过于严厉地批评柬埔寨的僧侣们。毕竟，就算你修身养性与世无争，只要玩游戏，你就不可能将自己的文化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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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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