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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全球南营的视野下：族裔话语与地域差异
【编者按】
电子游戏从来不只是有关于消遣。尝试对它加以观察，人们可以投以不同的视角：有一个关于文化的视角，和一个关于技术的视角；可能还有一个关于玩游戏的人的视角，和一个关于游戏开发者的视角；甚至还有一个有关媒介的视角，和一个有关工业的视角；至少有一个关于社会变迁与游戏历史的视角，像缺一不可的两声部，在那名为消遣的河床上奏出一段文化的乐章。
“思想市场”栏目，试图从人这一系列包含“批评的向度”“历史的视线”“文化的逻辑”“媒介与现实性的扩张”等多组文章，邀请中、日、韩相关领域卓有精进的研究者、有志于游戏研究的青年学人以及游戏行业的前辈/从业人员等产学研各方面的游戏同好联合撰稿：尝试提出游戏批评的概念与观点，围绕游戏批评的价值、可能、向度、路径等展开讨论；以历史为向度，在文化与技术、东亚与全球、现代与后现代等脉络下呈现游戏史的源流及面向，梳理与探讨游戏文本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关联，表明游戏在从玩具向文化媒体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性特征；以批评的眼光，考察当下游戏世界的内部性原理。辨析当下中国游戏工业独特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并在此之外，探寻游戏（业）文化是否存在新的可能；聚焦于游戏对传统媒介的再生产以及现实因为游戏而发生的改变。此外，这一系列还包括关于游戏与性别话题的多篇文章，考察作为推动游戏“进化”的原动力——性/别，讨论游戏中的性/别议题；以及关于游戏的人的多篇文章，聚焦网管、主播、金币农夫、代练、电竞选手等年轻人，他们多是游戏这一领域里的边缘/异色人群；最后还会为读者推介一些海外书目，这些著作以游戏为媒介，讨论游戏背后的宏大构图，曾经并且正在为日韩的游戏批评提供着参照系。
8月21日，备受国内游戏开发者和玩家关注的“蒸汽平台”（Steam China）正式官宣，成为当前TI9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之前，有些国内玩家因为游戏缺少中文字幕而组团去国外的Steam平台刷过差评。大概半个月前，2019年全球电子游戏研究年会（DiGRA 2019）在京都落下帷幕。在本次会上，日本游戏研究协会主办了长达一天的工作坊，议题为“当代日本数字游戏研究的相关事宜”。有位西方学者说，自己特别想去听，但可惜是日语。10年前，游戏学者兼设计师林赛·格雷斯（Lindsay Grace）教授发布了独立游戏作品《黑/白》（Black/White），反思传统游戏中“白人/黑人”的二元对立。之前的游戏中，黑人要么是体育健将，要么是帮派成员。然而在这款跟《超级玛丽》类似的游戏中，不仅玩家角色与NPC长得一模一样，而且NPC也没有差别，根本无法根据外形分辨是敌是友。设计师试图向玩家传达一个简单的道理，即肤色不能成为评判人的标准。以上几个案例看似毫不相关，但却从游戏消费、游戏研究和游戏表达三个维度指向了电子游戏文化中的地域差异。
提及地域差异，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银行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将整个世界分为全球北营（global north）和全球南营（global south），前者指发达国家及地区，后者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及地区。就电子游戏而言，全球游戏文化图景也存在着上述分野，欧美、日韩等游戏生产强国位列北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及地区依然属于南营，以消费为主。在世界游戏图谱中，南北双方到底在游戏话语构建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在全球语境下，中国游戏文化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
全球北营与族裔编码：游戏中的种族刻板印象
早在游戏发展初期，电子游戏就与电影等其它媒介一样，塑造着有关种族的刻板印象。在1991年，玛莎·金德（Marsha Kinder）就在其著作《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中的权利游戏》（Playing with power in movies,television,and video games:from Muppet Babies to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一书中指出，游戏设计者往往将受众锚定为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玩家。在1994年出版的《赛博人生》（Cyberlife）一书中，作者认为，游戏通常将少数族裔边缘化，如射击游戏《德军总部3D》（Wolfenstein 3D，1992）中的所有角色都是白人；模拟直升机游戏《百战铁翼》（LHX：Attack Chopper，1990）中虽然有利比亚人、越南人和东德人三种NPC角色，但玩家角色依然是白人；虽然《真人快打》（Mortal Kombat，1992）设定了7种角色供玩家选择，但也只是亚洲人和白人两类。
到了21世纪，虽然游戏中出现了更多少数族裔的角色，但族裔偏见却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隐晦的方式在更深层面发挥着作用。索亚·穆雷（Soraya Murray）在其著作《论电子游戏：种族、性别和空间的视觉政治》（On Video Games:The Visual Politics of Race,Gender and Space）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游戏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揭示出当前电子游戏中的“种族-视觉逻辑”（racio-visual logics），主要以两种套路构建种族话语。
其一是英雄叙事套路，即在拯救/被拯救的框架下表现种族，借以想象东方和世界。穆雷以《刺客信条3：解放》（Assassins Creed III：Liberation，2012）为例，讨论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程序修辞如何被编码在游戏中。作为一款典型的育碧游戏，《刺客信条3：解放》背景设定在1765年至1780年，坐标美洲大陆。彼时，新奥尔良是法、英、西班牙三国争夺的战略要塞，也是全球奴隶贸易中心。游戏主人公是法国和非洲混血的艾芙琳·德·格朗普雷（Aveline de Grandpré），兼具欧洲、非洲和美国三重文化身份。从艾芙琳一出生，身为奴隶的母亲就失踪了，一直处于缺失状态，被身为富商的法国父亲带大，成为推翻奴隶制的美洲英雄。
事实上，这样的族裔修辞是育碧反复使用的策略，主要表现为刺客/圣殿骑士这组二元对立。在《刺客信条3》（Assassin's Creed III，2012）中，主角为英国人和美洲原住民混血的康纳（Connor，原名为Ratonhnhaké:ton），后来成为刺客，反抗殖民者的暴政。之后推出的“刺客信条编年史”系列（Assassin's Creed Chronicles）也遵循着相似的结构。在中国篇中，原本是明代皇妃的邵君逃离乱作一团的祖国，不仅到了意大利，而且还接受了佛罗伦萨刺客艾吉奥·奥迪托雷（Ezio Auditore）的训练，成为刺客兄弟会的一员，回国消灭祸国殃民的“八虎组织”（明朝的圣殿骑士）。在印度篇中，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锡克帝国（Sikh Empire）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战期间，作为刺客成员的主人公阿尔巴兹·米尔（Arbaaz Mir）维护的是代表锡克帝国的爱情和信仰，对抗的是被圣殿骑士掌控的东印度公司。俄罗斯篇则将战场转移至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主人公尼古拉·奥列洛夫（Nikolai Orelov）作为一名刺客，需要潜入被占领的沙皇皇宫，拯救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女儿阿娜塔西娅公主（Anastasia）。
其二是受害者叙事套路，即通过处于危机中的白人受害者视角，来突出当代文化中的“白人属性”（whiteness）。社会学家露丝·弗兰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认为，所谓“白人属性”，首先是一种结构性优势，或是种族优越性；是白人看待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视角；通常是未经标识以及未经命名的社会文化实践，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同化等观念紧密相连。因此，白人属性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既将这一群体放置到种族修辞中，又为反思种族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提及作为受害者的白人属性，最典型的例子是由顽皮狗工作室（Naughty Dog）出品的游戏《最后的生还者》（The Last of Us,2013）。与其它末世游戏类似，《最后的生还者》呈现了一个后启示录式空间，人类被病菌感染，现代文明毁灭，玩家需要以幸存者的视角打僵尸。游戏主人公乔尔（Joel）是一位被灾难夺走了家人的中年白人男性，心中最温情的部分留给了游戏中的小女孩儿艾莉，因为后者让他想起死去的女儿萨拉（Sarah）。为了守护艾莉，他成为走私犯，不惜与整个世界对抗，历经困苦。可以说，乔尔的人设遵循着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典型美国男性形象：高加索直男，留着深色的短发和胡子，穿着西式衬衫和牛仔裤；坚定自信，身体素质过硬；话不多，但只要开口，就言语犀利。
与受害人相对的一方，是游戏中感染了病毒的他者。可怕的变异病菌先侵蚀他们的大脑，继而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全身，逐步将其转变为一种毫无理智的暴力怪物。这种被感染者还是四种僵尸类型中最可怕的那类，具有最强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正常人一旦被抓住，必死无疑。即便被杀死，腐烂的尸体还会继续生长，散发出具有传染性的病毒孢子。穆雷认为，正是从这一角度上看，游戏不仅营造了恐怖的氛围，而且还让玩家通过乔尔的视角，在恐怖与伤感之间徘徊。如此一来，游戏构建了“徒劳的白人属性”（whiteness as ineffectual）这一意识形态，似乎玩家与角色一起，被困在死寂又失效的父权秩序中，苦苦挣扎。用穆雷的话说，《最后的生还者》在白人属性/激进他者这组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通过让白人男性气质受挫的创伤性叙事，将玩家角色乔尔塑造成受害者，而不是超级英雄或超级战士。
《特殊行动：一线生机》（Spec Ops:The Line，2012）和《古墓丽影9》（Tomb Raider，2013）亦是如此，玩家角色都是处于危机中的白人。在《特殊行动：一线生机》中，玩家角色为美国三角洲部队军官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奉命前往被沙尘暴围困的迪拜执行任务。摆在他面前的困境，不仅是自然灾害，还有内部分裂的先遣部队（原本想出于人道尽可能帮助当地人撤离，但却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使用了暴力），以及想要掩盖真相的CIA（对出生入死的本国战士以暴制暴，并试图掩盖真相）。对于作为军人的沃克而言，他在身心两个层面都承受着极大压力，最终精神出现了幻觉。因此，沃克并不是拯救世界的超级硬汉，而是在一系列危机中被建构成一位反英雄。与之类似，《古墓丽影9》颠覆了之前的劳拉（Lara Croft）形象，从自信、刚毅、机智，甚至有些调皮的人物设定，变得较为柔弱、缺乏经验和不自信。在这款游戏中，劳拉的敌人是太平洋神秘岛屿上的居民，后者信奉着一种邪教，主张用少女来祭祀他们的太阳女王。玩家需要扮演劳拉，在危机四伏的小岛上面对生存挑战，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要艰难得多。就新版劳拉而言，无论是角色外形，还是言语行动，都跟《最后的幸存者》一样，强化了为生存而挣扎的无助和困顿感。
穆雷在书中继而指出，白人游戏角色从超级英雄转变为受害者，实际上源于后9/11时代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社会焦虑。在西方的媒体话语中，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屡见不鲜：组成正统美国家庭及社会中流砥柱的异性恋白人基督徒，以及因为长得像阿拉伯人而容易被推断成恐怖分子的人群。此外，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成为社会精英，如电影明星威尔·史密斯、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Tiger Woods）、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等，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族焦虑，通过大众文化媒体表现出来，包括电子游戏。正是在这类游戏角色中，白人属性在两个维度发挥着作用，向上可通达普世性的人性光辉，向下可以最普通的个人身份对抗生活困境，从而让白人在族裔修辞中获得结构性优势，并通过程序修辞传达给所有族裔的玩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上述刻板印象和族裔修辞被电子游戏一再重复？学者山姆·斯劳伊（Sam Srauy）给出了答案：一方面是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另一方面是基于以往的游戏设计惯例。他在《北美游戏产业的职业规范与种族》（Professional Norms and Race in the North American Video Game Industry,2017）一文中指出，北美的游戏开发依然是以白人男性主导的行业。接受采访的北美开发者都认为，游戏与电视、电影、文学等媒介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都在用虚构的故事讨论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传达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因此，在进行游戏设计时，他们会参考以往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游戏作品，从而让新作品能被更多受众理解和接受。
受访者还表示，玩家角色通常都是“白人男性”；如果有个角色穿着帽衫呆在角落，那很有可能被设计成黑人男性，因为这才能强化危险氛围。此外，斯劳伊还指出，英国作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奇幻小说和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游戏设计惯例，出现了半兽人、精灵、巫师、矮人等虚构种族，并将这些种族与现实世界中的族裔联系起来。例如，有的设计师把矮人族（dwarves）看成苏格兰人；还有人把黑精灵族（black elves）当作黑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文性指涉非常普遍，《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刻板印象几乎都能对号入座：天生具有种族优势的巫师，缺乏天赋但心地善良的麻瓜，世代为奴的家养小精灵，被驱逐到禁林中的马人，视财如命又富有的妖精。换句话说，游戏设计师是在用新瓶装旧酒罢了，用电子游戏这一新媒体来重写大众文化中已有的族裔话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受众尽快理解并接受游戏内容，但同时亦强化了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偏见。
全球南营与族裔解码：通过电子游戏抵抗
虽然全球北营由于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是游戏内容的主要生产者，但游戏在全球南营也普及开来，不仅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娱乐方式，而且还逐步成为南营表达自我的媒介，使其能通过互动性体验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在《文化符码：电子游戏和拉丁美洲》（Cultural Code:Video Games and Latin America）一书中，游戏学者菲利普·芬尼克斯-泰德森（Phillip Penix-Tadsen）透过跨媒介视角，结合具体社会历史语境，讨论了拉美地区的游戏产业和游戏文化。从产业角度看，拉美游戏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产业发展具有很大阻力：缺乏政府有利支持；缺乏技术及游戏设计方面的教育；大面积的“数字贫困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数字技术未得到普及，致使游戏用户增长缓慢；年轻的游戏创业团队缺乏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及产业导师指导；本土产品无法满足全球玩家的需求。即便困难重重，当地游戏开发者依然通过限时游戏设计大赛（game jam）或其它合作形式，以当地文化为素材进行多种游戏设计实践。与此同时，产业孵化中心和创业扶植项目逐渐增多，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关注游戏产业的巨大经济潜力。
从文化角度看，拉美元素早在1980年代就出现在电子游戏中，从1980年代的《太阳面具》（The Mask of the Sun）、《阿芝台克人》（Aztec）和《远征亚马逊》（Expedition Amazon）到后来的《古墓丽影》等，通常在古墓探险式叙事中发挥营造环境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些游戏的玩家角色通常是西方考古学家，对拉美古墓进行殖民式探索，其中拉美符号是一种空洞的工具，并不涉及对拉美历史文化的再现和深入探讨。此外，有些现代军事游戏也喜欢使用拉美元素来构建游戏世界，如以英国和阿根廷的福克兰战争为蓝本设计的《鹞鹰战机》（Harrier Attack,1983）；《使命召唤：黑色行动2》（Call of Duty:Black Ops II）则涉及了由美国资助的尼加拉瓜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游戏细致刻画了拉美本土文化，例如以墨西哥亡灵节（Day of the Dead）为题材的游戏。亡灵节是美洲印第安文化与西班牙文化融合后的产物，燃烧着蜡烛的祭坛、鲜花、糖做的骷髅、大笑的头骨以及其它祭品，都是亡灵节庆典的重要意象。更重要的是，亡灵节的精神特质在于，用游戏的方式纪念逝去的家人。因为在墨西哥文化中，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生命轮回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地人认为，死去的灵魂会在亡灵节被唤醒，与活着的人再次团聚，共同庆祝。作为墨西哥文化的重要元素，亡灵节曾多次出现在大众文化文本中，典型的例子是电影《寻梦环游记》（Coco）。至于电子游戏对亡灵节的呈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关作品包括《太阳面具》和《阿芝台克人》、《小小大星球》（Little Big Planet）系列、《墨西哥英雄大混战》（Guacamelee）系列等、《米特兰》（Mictlan）等。一般来说，这类游戏通常或多或少带有幽默感，让玩家穿梭在生死两个世界中。
以此书为基础，芬尼克斯-泰德森与来自全球的学者合作，推出了《电子游戏和全球南营》（Video Games And The Global South）一书，里面的话题涉及中国、印度、中东、南非、南美等地的区域游戏文化。在前言中，芬尼克斯-泰德森为读者展示了几张意味深长的图片，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主题。
在第一组中，有张照片记录了1995年7月的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芬尼克斯-泰德森与当地人合影留念。在照片中，屋里一片漆黑，因为当地人彼时缺水少电，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家人却利用汽车电池，不仅能看电视，还能帮那台香港产的游戏机运转起来，让全家人在摇曳着烛光的铁皮屋子里享受任天堂和世嘉的经典游戏。另一张照片摄于2014年的南苏丹（Southern Sudan）。当时，在南苏丹难民营附近的一个阴暗狭窄市场里，靠近窗口的地方有个锈迹斑斑的铁架，上面摆着一台笨重的电脑，电线向上缠绕在头顶的木棍上。在电脑对面，一群当地的孩子/难民围在屏幕前，中间的小朋友拿着手柄，正聚精会神地玩游戏，小伙伴们目不转睛地看他玩，还有一位对着镜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此时此刻，简陋的毛坯墙和透着光的铁门似乎围起了一个“魔圈”（magical circle），圈外是饱受折磨的难民，圈内则是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头号玩家。
在第二组中，有张插图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特种部队》（Special Force）的游戏截图。玩家角色背对观众站在一个3D房间里，右侧墙上挂着巨幅画作，描绘的是一座雄伟的伊斯兰风格建筑。2003年，有个住在巴勒斯坦杰宁市（Jenin,Palestine）的小女孩儿对前来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高兴地说，《特种部队》是史上最棒的游戏，因为自己再也不用对着阿拉伯同胞射击了。换句话说，这款游戏打破了原有的刻板印象，以前，阿拉伯人总是被设计成玩家的敌人。还有一张图是14年后两名菲律宾电竞选手庆祝胜利的合影。右侧是18岁的安德雷·阿尔巴（Andreij“Doujin”Albar），刚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举办的《铁拳7》（Tekken 7）国际电竞比赛中，爆冷战胜了韩国夺冠热门崔振宇（Jinwoo“Saint”Choi）。如果给崔振宇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一定不会选择用“艾迪·戈尔多”（Eddy Gordo）这个角色出战，因为它虽然在电竞比赛中不常见，但在菲律宾却早就人尽皆知了。显然，韩国选手对菲律宾的游戏文化知之甚少。因此，无论是巴勒斯坦小女孩，还是菲律宾的电竞新星，都将游戏文化的地域差异推至前景。
最后一组照片更耐人寻味，它们摄于2016年，主角都是小朋友。在左图中，8岁的印度男孩儿麦丹什·麦它（Medansh Mehta）戴着黑框眼镜，身上的蓝色白点衬衫搭配黑色西装马甲，正对着话筒侃侃而谈。之所以能获得媒体关注，一方面是因他开发了游戏《让彼处有光》（Let There Be Light），在如此小的年纪就用游戏这种新媒体讨论城市生态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微软首席执行官说，自己也想做微软的掌舵人，成为了全球媒体的头条人物。右图的主人公是9岁大的印度裔澳大利亚女孩儿安薇塔·维贾伊（Anvitha Vijay），她参与开发了好几款苹果应用，其中包括介绍野生动物的教育游戏《智慧动物园》（Smartkins Animals），并因此受邀至美国旧金山，参加全球苹果开发者大会（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在绿植的衬托下，维贾伊举着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是自己的设计作品，正自信地对着镜头微笑。
从多米尼加到南苏丹，从巴勒斯坦到菲律宾，从亚洲到大洋洲，参与构建游戏文化的人群，就像通关升级的游戏玩家一样，逐步解锁新地图。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单向度的游戏文化建构，而是融合了消费、反思，甚至抵抗的游戏文化参与实践。在盗版游戏中成长起来却打败韩国电竞选手的菲律宾青年，为微软和苹果两家国际企业输出创意文化产品的印度裔少年，以及那个因为游戏打破种族偏见而欣喜的少女，所有这些都给传统的游戏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了震惊式体验，不仅有可能使其反思游戏中的族裔表征，而且还会将反思带入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正是从这一角度上看，针对全球南营游戏文化的研究，才显得可贵又有意义，因为它能让我们有机会反思游戏文化中的科层体系，打破几十年来由北营主导的游戏设计和消费惯例，最终推动全球游戏文化和游戏研究的多样性。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游戏文化
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和国际数据公司（IDC）联合发布的《2019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国游戏用户已经达到6.4亿人。即便在被称为“游戏寒冬”的2018年，当媒体公布中国电影票房突破600亿的时候，同年游戏总产值已经超过了2144亿。按照今年的发展态势，同比收入还会继续增长。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游戏用户和游戏市场收入持续增长，是否能让我们取得全球北营游戏圈的入场券呢？起码目前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中国游戏文化在产业和研究两个维度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中国游戏产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游戏企业依然处在自发探索的状态下，过于依赖直接经验，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国内对电子游戏的学术研究极为欠缺，尤其缺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缺少针对中国游戏文化的深度阐释。第二，游戏人才储备不足，缺乏系统性游戏教育。根据伽马数据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从业者约为145万人，人才缺口超过40万人。根据电子游戏高等教育联盟（Higher Education Video Game Alliance）发布的最新报告，2018年，美国有520多家机构开设了超过1200个与游戏相关的学位项目，还有大量非学位项目。与此同时，加拿大高等教育学校中与游戏相关的项目比2008年增长了9倍。反观国内，目前有61个专科（高职）层次的游戏设计或游戏相关方向的学历教育项目，本科层次教育项目仅有15个，虽然有些高校也开设了游戏相关课程，但往往将游戏教育置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之下。在现有游戏教育课程中，存在着重技术轻人文的误区，缺乏更为成熟的系统性游戏教育。第三，游戏自主创新不足，游戏类型过于同质化，产品过于单一。当前的游戏依然以娱乐游戏为主，鲜少涉及游戏的其它应用场景。近年来，虽然功能游戏已经成为产业关注的热点，但这一游戏类型依然停留在概念阶段。囿于开发经验不足，且本土开发者尚未找到功能游戏的盈利模式，国内的功能游戏发展极为落后。
就游戏研究来说，国外游戏研究已经颇为成熟，不少学者用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游戏进行学术讨论，一些权威学术出版社每年都会推出游戏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反观国内，游戏研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首先，主流游戏话语还停留在过度游戏层面，没有跳出“瘾”与“戒瘾”的限制，尤其缺乏对具体游戏作品的深入分析，缺少批判性思维。第二，国内学者缺乏讨论游戏的学术平台，如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近年来，欧美、大洋洲等地区每年都会举办多次游戏研究的国际会议，如全球电子游戏研究协会（DiGRA）的历届年会，研究对象涉及少量中国游戏文化，但由于语言壁垒，国内参与者较少。虽然协会下设中国区域分会（Chinese DiGRA），但令人遗憾的是，会议依然以国外学者为主导，参会语言多为英文，近年来的年会甚至没有设立中文小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西方学者不懂汉语，且解读方式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性预设，将中国的游戏文化视作“他者”；另一方面，语言障碍依然将大部分本土学者排除在外，无法实现有效的学术交流。因此，推动兼具国际视野和地域关照的游戏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学界与产业间的合作模式还有待探讨，需要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游戏研究，否则会导致研究成果以快消品的方式被生产出来，成为双方进行商业营销的工具。
因此，虽然中国游戏产业一片蓬勃，但实际上却卡在南营，举步维艰，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想要推动中国游戏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提升公众的游戏素养，以提升游戏品质和欣赏趣味；需要在国内外学者间搭建桥梁，才能消除双方研究中的断裂；需要沉下心来，严肃地对待游戏研究，才能推出更多优质的原创成果；需要打通产业和学界，助力游戏产业创新。如此一来，我们才能打破北营在游戏生产方面的垄断，打破我们在国际游戏研究领域的失语状态，提升全球游戏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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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游戏里，你会坚守道德底线吗？
作者：孙静
来源：澎湃新闻
原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35442
电子游戏从来不只是有关于消遣。尝试对它加以观察，人们可以投以不同的视角：有一个关于文化的视角，和一个关于技术的视角；可能还有一个关于玩游戏的人的视角，和一个关于游戏开发者的视角；甚至还有一个有关媒介的视角，和一个有关工业的视角；至少有一个关于社会变迁与游戏历史的视角，像缺一不可的两声部，在那名为消遣的河床上奏出一段文化的乐章。
“思想市场”栏目，试图从人这一系列包含“批评的向度”“历史的视线”“文化的逻辑”“媒介与现实性的扩张”等多组文章，邀请中、日、韩相关领域卓有精进的研究者、有志于游戏研究的青年学人以及游戏行业的前辈/从业人员等产学研各方面的游戏同好联合撰稿：尝试提出游戏批评的概念与观点，围绕游戏批评的价值、可能、向度、路径等展开讨论；以历史为向度，在文化与技术、东亚与全球、现代与后现代等脉络下呈现游戏史的源流及面向，梳理与探讨游戏文本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关联，表明游戏在从玩具向文化媒体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性特征；以批评的眼光，考察当下游戏世界的内部性原理。辨析当下中国游戏工业独特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并在此之外，探寻游戏（业）文化是否存在新的可能；聚焦于游戏对传统媒介的再生产以及现实因为游戏而发生的改变。此外，这一系列还包括关于游戏与性别话题的多篇文章，考察作为推动游戏“进化”的原动力——性/别，讨论游戏中的性/别议题；以及关于游戏的人的多篇文章，聚焦网管、主播、金币农夫、代练、电竞选手等年轻人，他们多是游戏这一领域里的边缘/异色人群；最后还会为读者推介一些海外书目，这些著作以游戏为媒介，讨论游戏背后的宏大构图，曾经并且正在为日韩的游戏批评提供着参照系。
当前电子游戏中的“种族-视觉逻辑”主要以两种套路构建种族话语，其一是英雄叙事套路，即在拯救/被拯救的框架下表现种族，借以想象东方和世界。以《刺客信条3：解放》为例，可以讨论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程序修辞如何被编码在游戏中。图为《刺客信条3：解放》截图。
8月21日，备受国内游戏开发者和玩家关注的“蒸汽平台”（Steam China）正式官宣，成为当前TI9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之前，有些国内玩家因为游戏缺少中文字幕而组团去国外的Steam平台刷过差评。大概半个月前，2019年全球电子游戏研究年会（DiGRA 2019）在京都落下帷幕。在本次会上，日本游戏研究协会主办了长达一天的工作坊，议题为“当代日本数字游戏研究的相关事宜”。有位西方学者说，自己特别想去听，但可惜是日语。10年前，游戏学者兼设计师林赛·格雷斯（Lindsay Grace）教授发布了独立游戏作品《黑/白》（Black/White），反思传统游戏中“白人/黑人”的二元对立。之前的游戏中，黑人要么是体育健将，要么是帮派成员。然而在这款跟《超级玛丽》类似的游戏中，不仅玩家角色与NPC长得一模一样，而且NPC也没有差别，根本无法根据外形分辨是敌是友。设计师试图向玩家传达一个简单的道理，即肤色不能成为评判人的标准。以上几个案例看似毫不相关，但却从游戏消费、游戏研究和游戏表达三个维度指向了电子游戏文化中的地域差异。
提及地域差异，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银行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将整个世界分为全球北营（global north）和全球南营（global south），前者指发达国家及地区，后者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及地区。就电子游戏而言，全球游戏文化图景也存在着上述分野，欧美、日韩等游戏生产强国位列北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低收入国家及地区依然属于南营，以消费为主。在世界游戏图谱中，南北双方到底在游戏话语构建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在全球语境下，中国游戏文化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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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游戏发展初期，电子游戏就与电影等其它媒介一样，塑造着有关种族的刻板印象。在1991年，玛莎·金德（Marsha Kinder）就在其著作《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中的权利游戏》（Playing with power in movies,television,and video games:from Muppet Babies to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一书中指出，游戏设计者往往将受众锚定为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玩家。在1994年出版的《赛博人生》（Cyberlife）一书中，作者认为，游戏通常将少数族裔边缘化，如射击游戏《德军总部3D》（Wolfenstein 3D，1992）中的所有角色都是白人；模拟直升机游戏《百战铁翼》（LHX：Attack Chopper，1990）中虽然有利比亚人、越南人和东德人三种NPC角色，但玩家角色依然是白人；虽然《真人快打》（Mortal Kombat，1992）设定了7种角色供玩家选择，但也只是亚洲人和白人两类。
到了21世纪，虽然游戏中出现了更多少数族裔的角色，但族裔偏见却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隐晦的方式在更深层面发挥着作用。索亚·穆雷（Soraya Murray）在其著作《论电子游戏：种族、性别和空间的视觉政治》（On Video Games:The Visual Politics of Race,Gender and Space）中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游戏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揭示出当前电子游戏中的“种族-视觉逻辑”（racio-visual logics），主要以两种套路构建种族话语。
其一是英雄叙事套路，即在拯救/被拯救的框架下表现种族，借以想象东方和世界。穆雷以《刺客信条3：解放》（Assassins Creed III：Liberation，2012）为例，讨论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程序修辞如何被编码在游戏中。作为一款典型的育碧游戏，《刺客信条3：解放》背景设定在1765年至1780年，坐标美洲大陆。彼时，新奥尔良是法、英、西班牙三国争夺的战略要塞，也是全球奴隶贸易中心。游戏主人公是法国和非洲混血的艾芙琳·德·格朗普雷（Aveline de Grandpré），兼具欧洲、非洲和美国三重文化身份。从艾芙琳一出生，身为奴隶的母亲就失踪了，一直处于缺失状态，被身为富商的法国父亲带大，成为推翻奴隶制的美洲英雄。
事实上，这样的族裔修辞是育碧反复使用的策略，主要表现为刺客/圣殿骑士这组二元对立。在《刺客信条3》（Assassin's Creed III，2012）中，主角为英国人和美洲原住民混血的康纳（Connor，原名为Ratonhnhaké:ton），后来成为刺客，反抗殖民者的暴政。之后推出的“刺客信条编年史”系列（Assassin's Creed Chronicles）也遵循着相似的结构。在中国篇中，原本是明代皇妃的邵君逃离乱作一团的祖国，不仅到了意大利，而且还接受了佛罗伦萨刺客艾吉奥·奥迪托雷（Ezio Auditore）的训练，成为刺客兄弟会的一员，回国消灭祸国殃民的“八虎组织”（明朝的圣殿骑士）。在印度篇中，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锡克帝国（Sikh Empire）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战期间，作为刺客成员的主人公阿尔巴兹·米尔（Arbaaz Mir）维护的是代表锡克帝国的爱情和信仰，对抗的是被圣殿骑士掌控的东印度公司。俄罗斯篇则将战场转移至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主人公尼古拉·奥列洛夫（Nikolai Orelov）作为一名刺客，需要潜入被占领的沙皇皇宫，拯救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女儿阿娜塔西娅公主（Anastasia）。
其二是受害者叙事套路，即通过处于危机中的白人受害者视角，来突出当代文化中的“白人属性”（whiteness）。社会学家露丝·弗兰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认为，所谓“白人属性”，首先是一种结构性优势，或是种族优越性；是白人看待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视角；通常是未经标识以及未经命名的社会文化实践，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同化等观念紧密相连。因此，白人属性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既将这一群体放置到种族修辞中，又为反思种族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提及作为受害者的白人属性，最典型的例子是由顽皮狗工作室（Naughty Dog）出品的游戏《最后的生还者》（The Last of Us,2013）。与其它末世游戏类似，《最后的生还者》呈现了一个后启示录式空间，人类被病菌感染，现代文明毁灭，玩家需要以幸存者的视角打僵尸。游戏主人公乔尔（Joel）是一位被灾难夺走了家人的中年白人男性，心中最温情的部分留给了游戏中的小女孩儿艾莉，因为后者让他想起死去的女儿萨拉（Sarah）。为了守护艾莉，他成为走私犯，不惜与整个世界对抗，历经困苦。可以说，乔尔的人设遵循着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典型美国男性形象：高加索直男，留着深色的短发和胡子，穿着西式衬衫和牛仔裤；坚定自信，身体素质过硬；话不多，但只要开口，就言语犀利。
与受害人相对的一方，是游戏中感染了病毒的他者。可怕的变异病菌先侵蚀他们的大脑，继而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全身，逐步将其转变为一种毫无理智的暴力怪物。这种被感染者还是四种僵尸类型中最可怕的那类，具有最强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正常人一旦被抓住，必死无疑。即便被杀死，腐烂的尸体还会继续生长，散发出具有传染性的病毒孢子。穆雷认为，正是从这一角度上看，游戏不仅营造了恐怖的氛围，而且还让玩家通过乔尔的视角，在恐怖与伤感之间徘徊。如此一来，游戏构建了“徒劳的白人属性”（whiteness as ineffectual）这一意识形态，似乎玩家与角色一起，被困在死寂又失效的父权秩序中，苦苦挣扎。用穆雷的话说，《最后的生还者》在白人属性/激进他者这组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通过让白人男性气质受挫的创伤性叙事，将玩家角色乔尔塑造成受害者，而不是超级英雄或超级战士。
《特殊行动：一线生机》（Spec Ops:The Line，2012）和《古墓丽影9》（Tomb Raider，2013）亦是如此，玩家角色都是处于危机中的白人。在《特殊行动：一线生机》中，玩家角色为美国三角洲部队军官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奉命前往被沙尘暴围困的迪拜执行任务。摆在他面前的困境，不仅是自然灾害，还有内部分裂的先遣部队（原本想出于人道尽可能帮助当地人撤离，但却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使用了暴力），以及想要掩盖真相的CIA（对出生入死的本国战士以暴制暴，并试图掩盖真相）。对于作为军人的沃克而言，他在身心两个层面都承受着极大压力，最终精神出现了幻觉。因此，沃克并不是拯救世界的超级硬汉，而是在一系列危机中被建构成一位反英雄。与之类似，《古墓丽影9》颠覆了之前的劳拉（Lara Croft）形象，从自信、刚毅、机智，甚至有些调皮的人物设定，变得较为柔弱、缺乏经验和不自信。在这款游戏中，劳拉的敌人是太平洋神秘岛屿上的居民，后者信奉着一种邪教，主张用少女来祭祀他们的太阳女王。玩家需要扮演劳拉，在危机四伏的小岛上面对生存挑战，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要艰难得多。就新版劳拉而言，无论是角色外形，还是言语行动，都跟《最后的幸存者》一样，强化了为生存而挣扎的无助和困顿感。
穆雷在书中继而指出，白人游戏角色从超级英雄转变为受害者，实际上源于后9/11时代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社会焦虑。在西方的媒体话语中，这样一组二元对立屡见不鲜：组成正统美国家庭及社会中流砥柱的异性恋白人基督徒，以及因为长得像阿拉伯人而容易被推断成恐怖分子的人群。此外，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成为社会精英，如电影明星威尔·史密斯、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Tiger Woods）、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等，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族焦虑，通过大众文化媒体表现出来，包括电子游戏。正是在这类游戏角色中，白人属性在两个维度发挥着作用，向上可通达普世性的人性光辉，向下可以最普通的个人身份对抗生活困境，从而让白人在族裔修辞中获得结构性优势，并通过程序修辞传达给所有族裔的玩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上述刻板印象和族裔修辞被电子游戏一再重复？学者山姆·斯劳伊（Sam Srauy）给出了答案：一方面是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另一方面是基于以往的游戏设计惯例。他在《北美游戏产业的职业规范与种族》（Professional Norms and Race in the North American Video Game Industry,2017）一文中指出，北美的游戏开发依然是以白人男性主导的行业。接受采访的北美开发者都认为，游戏与电视、电影、文学等媒介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都在用虚构的故事讨论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传达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因此，在进行游戏设计时，他们会参考以往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游戏作品，从而让新作品能被更多受众理解和接受。
受访者还表示，玩家角色通常都是“白人男性”；如果有个角色穿着帽衫呆在角落，那很有可能被设计成黑人男性，因为这才能强化危险氛围。此外，斯劳伊还指出，英国作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奇幻小说和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游戏设计惯例，出现了半兽人、精灵、巫师、矮人等虚构种族，并将这些种族与现实世界中的族裔联系起来。例如，有的设计师把矮人族（dwarves）看成苏格兰人；还有人把黑精灵族（black elves）当作黑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文性指涉非常普遍，《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刻板印象几乎都能对号入座：天生具有种族优势的巫师，缺乏天赋但心地善良的麻瓜，世代为奴的家养小精灵，被驱逐到禁林中的马人，视财如命又富有的妖精。换句话说，游戏设计师是在用新瓶装旧酒罢了，用电子游戏这一新媒体来重写大众文化中已有的族裔话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受众尽快理解并接受游戏内容，但同时亦强化了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偏见。
全球南营与族裔解码：通过电子游戏抵抗
虽然全球北营由于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是游戏内容的主要生产者，但游戏在全球南营也普及开来，不仅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娱乐方式，而且还逐步成为南营表达自我的媒介，使其能通过互动性体验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在《文化符码：电子游戏和拉丁美洲》（Cultural Code:Video Games and Latin America）一书中，游戏学者菲利普·芬尼克斯-泰德森（Phillip Penix-Tadsen）透过跨媒介视角，结合具体社会历史语境，讨论了拉美地区的游戏产业和游戏文化。从产业角度看，拉美游戏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产业发展具有很大阻力：缺乏政府有利支持；缺乏技术及游戏设计方面的教育；大面积的“数字贫困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数字技术未得到普及，致使游戏用户增长缓慢；年轻的游戏创业团队缺乏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及产业导师指导；本土产品无法满足全球玩家的需求。即便困难重重，当地游戏开发者依然通过限时游戏设计大赛（game jam）或其它合作形式，以当地文化为素材进行多种游戏设计实践。与此同时，产业孵化中心和创业扶植项目逐渐增多，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关注游戏产业的巨大经济潜力。
从文化角度看，拉美元素早在1980年代就出现在电子游戏中，从1980年代的《太阳面具》（The Mask of the Sun）、《阿芝台克人》（Aztec）和《远征亚马逊》（Expedition Amazon）到后来的《古墓丽影》等，通常在古墓探险式叙事中发挥营造环境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些游戏的玩家角色通常是西方考古学家，对拉美古墓进行殖民式探索，其中拉美符号是一种空洞的工具，并不涉及对拉美历史文化的再现和深入探讨。此外，有些现代军事游戏也喜欢使用拉美元素来构建游戏世界，如以英国和阿根廷的福克兰战争为蓝本设计的《鹞鹰战机》（Harrier Attack,1983）；《使命召唤：黑色行动2》（Call of Duty:Black Ops II）则涉及了由美国资助的尼加拉瓜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类游戏细致刻画了拉美本土文化，例如以墨西哥亡灵节（Day of the Dead）为题材的游戏。亡灵节是美洲印第安文化与西班牙文化融合后的产物，燃烧着蜡烛的祭坛、鲜花、糖做的骷髅、大笑的头骨以及其它祭品，都是亡灵节庆典的重要意象。更重要的是，亡灵节的精神特质在于，用游戏的方式纪念逝去的家人。因为在墨西哥文化中，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生命轮回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地人认为，死去的灵魂会在亡灵节被唤醒，与活着的人再次团聚，共同庆祝。作为墨西哥文化的重要元素，亡灵节曾多次出现在大众文化文本中，典型的例子是电影《寻梦环游记》（Coco）。至于电子游戏对亡灵节的呈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关作品包括《太阳面具》和《阿芝台克人》、《小小大星球》（Little Big Planet）系列、《墨西哥英雄大混战》（Guacamelee）系列等、《米特兰》（Mictlan）等。一般来说，这类游戏通常或多或少带有幽默感，让玩家穿梭在生死两个世界中。
以此书为基础，芬尼克斯-泰德森与来自全球的学者合作，推出了《电子游戏和全球南营》（Video Games And The Global South）一书，里面的话题涉及中国、印度、中东、南非、南美等地的区域游戏文化。在前言中，芬尼克斯-泰德森为读者展示了几张意味深长的图片，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主题。
在第一组中，有张照片记录了1995年7月的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芬尼克斯-泰德森与当地人合影留念。在照片中，屋里一片漆黑，因为当地人彼时缺水少电，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家人却利用汽车电池，不仅能看电视，还能帮那台香港产的游戏机运转起来，让全家人在摇曳着烛光的铁皮屋子里享受任天堂和世嘉的经典游戏。另一张照片摄于2014年的南苏丹（Southern Sudan）。当时，在南苏丹难民营附近的一个阴暗狭窄市场里，靠近窗口的地方有个锈迹斑斑的铁架，上面摆着一台笨重的电脑，电线向上缠绕在头顶的木棍上。在电脑对面，一群当地的孩子/难民围在屏幕前，中间的小朋友拿着手柄，正聚精会神地玩游戏，小伙伴们目不转睛地看他玩，还有一位对着镜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此时此刻，简陋的毛坯墙和透着光的铁门似乎围起了一个“魔圈”（magical circle），圈外是饱受折磨的难民，圈内则是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头号玩家。
在第二组中，有张插图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特种部队》（Special Force）的游戏截图。玩家角色背对观众站在一个3D房间里，右侧墙上挂着巨幅画作，描绘的是一座雄伟的伊斯兰风格建筑。2003年，有个住在巴勒斯坦杰宁市（Jenin,Palestine）的小女孩儿对前来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高兴地说，《特种部队》是史上最棒的游戏，因为自己再也不用对着阿拉伯同胞射击了。换句话说，这款游戏打破了原有的刻板印象，以前，阿拉伯人总是被设计成玩家的敌人。还有一张图是14年后两名菲律宾电竞选手庆祝胜利的合影。右侧是18岁的安德雷·阿尔巴（Andreij“Doujin”Albar），刚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举办的《铁拳7》（Tekken 7）国际电竞比赛中，爆冷战胜了韩国夺冠热门崔振宇（Jinwoo“Saint”Choi）。如果给崔振宇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一定不会选择用“艾迪·戈尔多”（Eddy Gordo）这个角色出战，因为它虽然在电竞比赛中不常见，但在菲律宾却早就人尽皆知了。显然，韩国选手对菲律宾的游戏文化知之甚少。因此，无论是巴勒斯坦小女孩，还是菲律宾的电竞新星，都将游戏文化的地域差异推至前景。
最后一组照片更耐人寻味，它们摄于2016年，主角都是小朋友。在左图中，8岁的印度男孩儿麦丹什·麦它（Medansh Mehta）戴着黑框眼镜，身上的蓝色白点衬衫搭配黑色西装马甲，正对着话筒侃侃而谈。之所以能获得媒体关注，一方面是因他开发了游戏《让彼处有光》（Let There Be Light），在如此小的年纪就用游戏这种新媒体讨论城市生态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微软首席执行官说，自己也想做微软的掌舵人，成为了全球媒体的头条人物。右图的主人公是9岁大的印度裔澳大利亚女孩儿安薇塔·维贾伊（Anvitha Vijay），她参与开发了好几款苹果应用，其中包括介绍野生动物的教育游戏《智慧动物园》（Smartkins Animals），并因此受邀至美国旧金山，参加全球苹果开发者大会（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在绿植的衬托下，维贾伊举着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是自己的设计作品，正自信地对着镜头微笑。
从多米尼加到南苏丹，从巴勒斯坦到菲律宾，从亚洲到大洋洲，参与构建游戏文化的人群，就像通关升级的游戏玩家一样，逐步解锁新地图。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单向度的游戏文化建构，而是融合了消费、反思，甚至抵抗的游戏文化参与实践。在盗版游戏中成长起来却打败韩国电竞选手的菲律宾青年，为微软和苹果两家国际企业输出创意文化产品的印度裔少年，以及那个因为游戏打破种族偏见而欣喜的少女，所有这些都给传统的游戏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了震惊式体验，不仅有可能使其反思游戏中的族裔表征，而且还会将反思带入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正是从这一角度上看，针对全球南营游戏文化的研究，才显得可贵又有意义，因为它能让我们有机会反思游戏文化中的科层体系，打破几十年来由北营主导的游戏设计和消费惯例，最终推动全球游戏文化和游戏研究的多样性。
全球语境下的中国游戏文化
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和国际数据公司（IDC）联合发布的《2019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国游戏用户已经达到6.4亿人。即便在被称为“游戏寒冬”的2018年，当媒体公布中国电影票房突破600亿的时候，同年游戏总产值已经超过了2144亿。按照今年的发展态势，同比收入还会继续增长。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游戏用户和游戏市场收入持续增长，是否能让我们取得全球北营游戏圈的入场券呢？起码目前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中国游戏文化在产业和研究两个维度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中国游戏产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游戏企业依然处在自发探索的状态下，过于依赖直接经验，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国内对电子游戏的学术研究极为欠缺，尤其缺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缺少针对中国游戏文化的深度阐释。第二，游戏人才储备不足，缺乏系统性游戏教育。根据伽马数据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从业者约为145万人，人才缺口超过40万人。根据电子游戏高等教育联盟（Higher Education Video Game Alliance）发布的最新报告，2018年，美国有520多家机构开设了超过1200个与游戏相关的学位项目，还有大量非学位项目。与此同时，加拿大高等教育学校中与游戏相关的项目比2008年增长了9倍。反观国内，目前有61个专科（高职）层次的游戏设计或游戏相关方向的学历教育项目，本科层次教育项目仅有15个，虽然有些高校也开设了游戏相关课程，但往往将游戏教育置于“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之下。在现有游戏教育课程中，存在着重技术轻人文的误区，缺乏更为成熟的系统性游戏教育。第三，游戏自主创新不足，游戏类型过于同质化，产品过于单一。当前的游戏依然以娱乐游戏为主，鲜少涉及游戏的其它应用场景。近年来，虽然功能游戏已经成为产业关注的热点，但这一游戏类型依然停留在概念阶段。囿于开发经验不足，且本土开发者尚未找到功能游戏的盈利模式，国内的功能游戏发展极为落后。
就游戏研究来说，国外游戏研究已经颇为成熟，不少学者用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游戏进行学术讨论，一些权威学术出版社每年都会推出游戏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反观国内，游戏研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首先，主流游戏话语还停留在过度游戏层面，没有跳出“瘾”与“戒瘾”的限制，尤其缺乏对具体游戏作品的深入分析，缺少批判性思维。第二，国内学者缺乏讨论游戏的学术平台，如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近年来，欧美、大洋洲等地区每年都会举办多次游戏研究的国际会议，如全球电子游戏研究协会（DiGRA）的历届年会，研究对象涉及少量中国游戏文化，但由于语言壁垒，国内参与者较少。虽然协会下设中国区域分会（Chinese DiGRA），但令人遗憾的是，会议依然以国外学者为主导，参会语言多为英文，近年来的年会甚至没有设立中文小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西方学者不懂汉语，且解读方式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性预设，将中国的游戏文化视作“他者”；另一方面，语言障碍依然将大部分本土学者排除在外，无法实现有效的学术交流。因此，推动兼具国际视野和地域关照的游戏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学界与产业间的合作模式还有待探讨，需要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游戏研究，否则会导致研究成果以快消品的方式被生产出来，成为双方进行商业营销的工具。
因此，虽然中国游戏产业一片蓬勃，但实际上却卡在南营，举步维艰，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想要推动中国游戏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提升公众的游戏素养，以提升游戏品质和欣赏趣味；需要在国内外学者间搭建桥梁，才能消除双方研究中的断裂；需要沉下心来，严肃地对待游戏研究，才能推出更多优质的原创成果；需要打通产业和学界，助力游戏产业创新。如此一来，我们才能打破北营在游戏生产方面的垄断，打破我们在国际游戏研究领域的失语状态，提升全球游戏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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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静
来源：澎湃新闻
原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3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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